内容提要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能够传承发展至今，离不开其突出的包容性。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要以动态的视角、发展的眼光，深入探讨其生成与发展、嬗变与调适、淬炼与升华的过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能够发展传承至今，是因为其既不断巩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又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一突出特性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生成与发展、嬗变与调适、淬炼与升华的过程，成为中华民族创造璀璨文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以动态的视角、发展的眼光深入研究包容性这一突出特性，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学术智慧。

　　生成与发展

　　包容性这一突出特性，最早比较鲜明地体现在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协和万邦”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协和万邦是基于几千年前邦国林立、分族而居的政治和社会情形提出来的，极其凝练地表达了古圣先贤对处理各邦国和各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政治理想。所谓“和”，是用安抚、协调的措施来对待邦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采用征服和压服的手段。这就使大小邦国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和同的社会秩序，民众得以安定。这一理念在后世的儒家经典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尤其体现在“诸夏”与“夷狄”的判定标准上。

　　古代中国被称为“诸夏”，周边的民族被统称为“夷狄”。作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认为“诸夏”和“夷狄”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标准，而且“夷狄”也有长处。《论语·八佾》提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过去的注解家把“不如”解释为“比不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夷狄即使有国君，也比不上诸夏没有国君”，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宋代朱熹注释这句话时，将“不如”解释为“不像”，这样整句话道理更显豁、逻辑更分明。孔子所著的《春秋》称原先被视为“夷狄”的楚国国君、吴国国君为“楚子”“吴子”，即与上述孔子的理智态度相照应。孔子对所谓“夷狄”的开明态度，深深影响了《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以文明程度来区分夷夏，而不是把种族作为评判标准。同时，《春秋公羊传》还认为，经过长期融合，最终能够彻底消除夷夏之别，达到“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境界。

　　孔子开启的夷夏可变论影响极为深远，不仅被董仲舒、何休等一大批思想家所传承和弘扬，而且成为后世王朝所共同遵循的原则，从而建构起一套极具开放性、灵活性又十分稳固的文明秩序。从中国历史的整体演进看，政治大一统和交流融合毫无疑问占据主流地位，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自秦汉统一局面形成以后，很多君主都强调“四海一家”。汉武帝提出要“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隋炀帝称“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唐太宗说“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统治后立即昭示天下：“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开放包容、团结和谐，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族群如何多元，彼此间总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终融为一体。古代典籍中的另一个常用概念“混一天下”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中华文明的演进模式是周边共塑中原、中原反哺周边，是多方的互化，而不是单向的同化，这是中西方文明演进的重大差别。

　　嬗变与调适

　　清朝的建立和巩固，实现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进一步增强。当清朝疆域基本定型时，“夷”和“外”也就有了新的内涵，不再指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而是清朝大一统版图之外的民族、国家、文化。但是，在19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面临巨大转折。此时，除了要妥善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东进。作为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主流的公羊学，其进步的夷夏观在延续中华文明包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不少学者以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形势的认识，发前人所未发，比如，龚自珍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迫切问题是如何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统，“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魏源在公羊学影响下，冲破了“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枷锁，跨过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界限，认识到不能以昔日的“夷狄”视之，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梁启超深谙公羊学进步夷夏观的理论精华，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他认为“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

　　辛亥革命爆发后，国内传统夷夏大防观念复苏，西方列强也假借所谓单种族的民族国家理论，试图让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机。当时，许多学人撰文批评“排满”等狭隘的种族主义会让中国陷入分裂，认为华夷之别在文化不在种族，而经过几千年交流融合，彼此之间已实现一体化。基于此，“五族大同”“五族共和”“大中华”等概念被提了出来，最终被付诸中华民国的政治实践中。

　　在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建构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并未“跟着西方走”，而是遵循自身几千年的文化逻辑，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可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其他文化但又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最好体现。这一突出特性在近代经历了嬗变与调适，在处理内部民族关系和应对西方文明冲击两大层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淬炼与升华

　　中华民国的建立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华文明依然处于蒙尘的境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经过淬炼、实现升华，并结合时代条件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自觉从几千年历史文化中汲取优秀资源，从而在国家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建构起特色极为鲜明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力证明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优秀传统理念在现代中国仍有重要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针对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如何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等重大问题给出的答案。它们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都植根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伟大情怀，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只会让路越走越窄，无法破解人类面临的困局。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表明，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我们要加强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研究，为促进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刘永祥 陈其泰 作者分别为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24年07月29日 09 版)